我的卧底调查员经历（2）

　　恶性循环
　　那年春天，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猪场呆了两个月。之后，我在一??家宠物店工作了几个星期，学习如何最终说服人们让我到约50家在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的小狗工厂。下一个冬天，我在爱荷华州各地的一系列的电池笼鸡蛋农场工作。在每一个地方，我发现了同样的事情：数百万的动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看到的越多，就越需要世界承认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份量。我需要每一个人都直视一下关在笼子里的农场动物的眼睛，并像我一样意识到它们感到的痛苦，恐怖，甚至潜在欢乐都和我们一样。我看着小牝牛和仔猪在钢筋混凝土的小空间里嬉戏腾跃，他们的本能的和对生活不可改变的热情暂时战胜了残酷的环境。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头母猪巧妙地设计了一次越狱。她用舌头让关着她的笼子的前门掉了下来。门掉后，她放出了自己的仔猪，然后马上开始用同样的方法为另一头母猪开门。我的同事告诉我，有几头母猪曾在过去精心策划过这样的“解放”。这些母猪就不能让她们再活命。
　　这些苦乐参半的时刻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亲眼目睹的是可怕的场景。如母猪在几个月才有机会走一走后，被金属棒殴打着，逼着返回到产仔笼。我看着她们在无助的绝望中狂叫，因为她们的仔猪被暴力地从自己的乳房拉开，并当着她们的面被阉割。我看到无数的产蛋母鸡死于口渴，饥饿，或是在她们的断腿或翅膀卡住在笼子后被践踏。我看到母牛在她们的小牛被盗后整天地嚎哭，就好像这是第一次发生一样。对我来说，这些记忆说明了现代动物养殖??场的悲剧。你只需要看看，就会明白这些聪明的动物为满足我们要便宜的肉，蛋和奶制品的习惯而付出的不可思议的代价。
　　当然，职工个人并不为这些标准的条件负责。他们被训练成忽视动物的痛苦，并制造了一种冷漠甚至是彻底残酷的工作文化。每个设施至少有一个像菲尔那样的人以折磨动物为乐。这些人有问题，也没有做出很大的努力来瞒着同事。可怕的是，没有人试图阻止他们。除了逗逗他们的虐待狂行为外，也不采取措施。这很奇怪，因为许多工人声称，他们关心动物，并承认，他们不得不“习惯”在谷仓工作。一些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经常做恶梦，或是有慢性的健康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向别的就近用人单位递了申请，但现在，他们被困在这儿了。对此，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变的不敏感，这样才可以熬过每一天。
　　因为我是一名新员工，我想表现出一定的关心没什么关系。我冒着暴露的危险，向每一个设施的管理阶层抱怨对动物的残酷待遇。他们告诉我，这只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事。最后，我学会了闭嘴。我明白了多说话只能给你带来麻烦。
　　有一次，一位电池鸡蛋农场的同事质问我为什么对患脱垂子宫的母鸡(鸟类的子宫部分留在身体外面无法收进去)那么关心。这些突出的器官在笼子里缠住，让母鸡慢慢的死去。我问她我们是否提供兽医服务。这位工人毫不含糊地指责我是一名卧底侦探，我的心一直跳到了喉咙口。不过我假装生气，告诉她别管我，让我做我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只有在没人看到的时候才帮助动物。
　　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和动物爱好者，面对这样的残酷而无动于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的工作却正是这样要求的。我的原则很简单：不做违法的事，或任何会影响我作为证人的信誉的事。除此以外，我做的正是他们期望我做的。我是一个模范员工。我工作的时候提醒自己，不管我是否存在，这种虐待都会发生，但如果我不离开，而是按他们的规矩演戏，这些虐待就会被记录在案。将这种虐待记录下来的想法让我热血沸腾。所以我就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感觉。
　　不过，这样的经历还是让我筋疲力尽。我瘦了，又睡不好，而且开始忘了如何在社交场合与他人互动。我以前在纽约的生活消失了。而我的新生活 - 孤独和不断的恐怖 – 对大家仍然是一个秘密。我就像不再存在一样。两年后，我再也做不下去了。当我告诉内森和彼特我做不下去时，他们完全理解，
　　结束卧底
　　我离开的时候是再合适不过了。我退休一个月后，小狗工厂和工厂化养殖的贸易团体向其成员们发出公告，警告他们当心卧底调查员，并为他们提供了我的名字和特征。他们揭下了我的面具，但MFA已领先了一步。彼特已训练了一位新的调查员进入角色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新的调查接踵而出，动物行业组织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后反应。
　　在2010年的秋天，有四个州出台了法案，将卧底调查定为非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案追究的不只是调查员的责任，若任何人在Facebook或Twitter上分享他们的视频，也会被追究责任。那些与工厂化养殖相亲的立法者提供了一系列的稀奇古怪的理由，从保障食品安全，到防止甲基吸毒人员非法侵入偷无水氨，但其真正的意图是明显的。在每一个州，这些条例草案起草后，还被游说，意图很清楚：工厂化养殖的主人希望那些举报人从此默默无闻。
　　幸运的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适得其反。著名媒体正确地将这些法案看做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他们加入了我们的事业，告以几百万的美国人农业综合企业这场肮脏战争的真相。这些法案在最后的立法阶段都不期而终。今年，7个州重新推出了这一法案。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无残酷替代品，对鸡蛋和猪肉行业的重大改革似乎指日可待，像这样的法律是工厂化农场阻止潮流的最后希望。这是一场持续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会决定公众对我们的食物来自何处该知道多少，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就我而言，我已经从前线回到了后方。但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加紧步伐。新的调查人员将继续为在美国工厂化农场受难的90亿动物提供一个平台。我很自豪地说，他们之中有几位是我的朋友，并能证明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勇敢，和敬业的人。没有别人能比他们更好的面临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我希望你能通过各种方式分享他们的影片，帮助像“怜悯动物组织”，HSUS，和“慈悲，不要杀戮”这样的组织。需要时，联络你们的议员，当然，继续抵制动物农业企业。作为回报，他们会继续努力不懈地努力来迫使农业企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一个“坏苹果”地挖。　　
　　生命中的一天：调查员的24小时
　　下面是一个卧底调查者一天的内容，是科迪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敦市的乡间风光家庭农场工作时所记录的。
　　凌晨5点：醒来，穿好我的家常衣服，把线在身上弄好。驱车前往Sheetz加油站，买了咖啡和一份报纸，并作好我每天的第一个秘密记录：快速拍下报纸的头版，以作为当天镜头的时间戳记。　　
　　早上6点：把车开进车道，并打卡。洗个澡让自己不受外面世界的“感染”，并穿上消过毒的制服。我舀出在分娩猪舍约100头母猪的口粮玉米和豆粕。按我的工作要求，我利用这个时间戳戳母猪们，让他们站起来，避免他们因为整天趴在一个地方而成为跛脚。
　　早上7点：给几十个标记为生病的母猪和和肉猪注入四环素类和其他类固醇药。捡掉所有从昨天起死了的仔猪。在每天的日常统计本上标上死亡原因。大多数的小猪是被“躺上”的，它们被自己那不能移动的母亲压死了。　　
　　上午8时：看着我的同事割猪尾巴和阉割约300名新生仔猪。我为每头猪注射铁，这样它们的伤口不会被感染。我的同事从来不换刀片。到最后，刀片都是锯齿状的，变钝了。有几头猪的身体当时就破裂了。他们的器官从切口喷了出来，它们就被拽着一条腿到“死车”去毒死。　　
　　上午9时：和我的上司在猪舍巡视，定位那些长的不够快的小猪。她把一些分到年轻的年龄组，给他们多几个星期长大。另外那些，她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放在“死车”内。“死车”是用CO2 窒息猪的移动垃圾桶。本来巡视只应该花几分钟，但我们花了将近10分钟，因为她把很多的猪放到“死车”内。“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她告诉我，“但我们得奉命行事。”
　　上午10时：给数百头已患有“冲刷”(极端的腹泻)的年轻猪注射抗生素。
　　上午11时：午餐休息。我吃了一个克利夫能量棒，一个夹生菜，番茄，和素熟食肉的三明治。当我们谈到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并推测我们当中哪一个可能是卧底，当轮到我时，我承认自己是卧底，大家都笑了。
　　中午12点：和一位背着螺栓枪的同事回到谷仓。有一头母猪已经患上脱垂子宫好几个星期了。乡间风光不治疗脱垂，所以我们被告知等到她喂完奶，然后让她安乐死。她脱出的子宫已变成了黑色，臭闻难挡。本周第三次，他杀母猪用了两枪。我们主管戏称他为“双枪吉米”。　　
　　下午1时：主动去帮助孕育谷仓的工人在母猪身上纹身ID号码。看着他们用钉蘸绿色油墨的槌棒殴打母猪。轮到我的时候，我假装对母猪横冲直撞的样子感到有些害怕。我回到产仔房给母猪下饲料。
　　下午2点：每天都一样，每个人在一天最后的时间都集合在孕育谷仓，进行人工受精。今天，大约有150头母猪进行了人工授精。然后，我洗完澡出来并打卡出来了。　　
　　下午3时：开车回家，打电话给MFA的上司，让他知道我很好，并向他简单介绍了一天的活动。
　　下午4点：回来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拿掉了我的线，洗我一天中第三个澡，把今天拍的东西上传到笔记本电脑。花了一些时间放松一下，喝点啤酒，看电视新闻。　　
　　下午5时：观看了当天拍的所有镜头，并写了一篇日志，解释屏幕上发生的事，然后写在我的日记中描述了当天发生的事。这些都是为了协助MFA和执法人员了解录像背景。
　　晚上8点：出去吃晚饭，在当地Taqueria一个人坐一个桌子。我的篮球联赛的一个熟人坐在我旁边，并开始谈论音乐与政治，但是当谈话转向工作时，我找借口回家去了。
　　晚上10时：将视频设备充上电，包好明天的午餐，设置好闹钟就上床睡觉了。　　
　　科迪卡尔森目前是布鲁克林法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在修法律评论课时，他的动物权利法得了A + 。
　　目前动物怜悯组织正在寻求调查员。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或有兴趣申请，请到动物怜悯组织的以下网站Mercy For Animals investigator page。
　　英文原文：My Life as an Undercover Investigator
我的卧底调查员经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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